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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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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么愛讀巴爾扎克

日期: 2020-01-22 09:15:19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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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法國19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1799—1850)誕辰220周年,2020年則是他逝世170周年。這位罕見的天才在短暫的一生中寫作的90多部小說,是法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豐碑,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世代相傳,至今依然長盛不衰。

  以切身經歷作為小說素材

  巴爾扎克在世的半個世紀,正值法國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轉軌時期,他親身經歷了拿破侖帝國及其百日皇朝、波旁王朝的兩次復辟、七月王朝,直至1848年“二月革命”資產階級取得最后勝利的全過程。這是一個既充滿罪惡又充滿活力,既腐敗而又正在向前發展的社會,各階層的興衰沉浮、滄海桑田,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令人觸目驚心。正是這個處于巨變中的時代,吸引了巴爾扎克去研究它、認識它,并萌發了充當法國社會書記的愿望。

  他出生于法國中西部城市圖爾一個市民家庭,父親是從農民上升到中產階級地位的國家公務員,當過圖爾市副市長和巴黎的糧食局長;母親是一位呢絨商的女兒。可以說,他的家庭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巴爾扎克最熟悉的就是市民階層,他之所以對金錢和遺產問題體會那么深,就因為這兩個問題永遠是市民圈子的主要話題。

  少年巴爾扎克思維能力超常,在精神領域相當早熟,經常沉溺于一些玄妙抽象的哲理思考。中學畢業后,他按父親的意愿在巴黎大學法學院注冊入學。他興趣廣泛,一面在法學院學習,一面在文學院聽課,同時還進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課程。就知識結構而言,他完全可以和恩格斯所說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媲美。

  大學期間,父母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訴訟代理人和一位公證人的事務所見習。通過幾年的實踐,他不僅熟知了民事訴訟程序,還見證了社會的不公和司法的黑幕,為其未來的創作積累了大量素材。

  巴爾扎克的一生也像是一出悲壯而辛酸的“喜劇”。正如波德萊爾所說,他是《人間喜劇》諸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最富有詩意的一個”。他的生活充滿驚濤駭浪,挾帶著多次神話般的破產。他先后借錢開辦印刷廠和鑄字廠,甚至去撒丁島想開發銀礦,每次都以為將財源滾滾,結果卻總是負債累累。他在《人間喜劇》中描寫了無數發財的手段,自己反在債務中越陷越深,只能靠一支筆來償還。他時刻受高利貸者和出版商的追逼,永遠在為到期的期票發愁,房屋、家具不止一次被查封、拍賣,還經常逃到鄉下去躲債……在他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對金錢的統治、物質的迫害有過他那樣深切的、痛苦的感受,但在生活體驗上他比任何人都富有。他正像自己所描寫的一些天才人物那樣,在巴黎這個煉獄里“生活過,搏斗過,感受過”。正是這些切身的體驗與感受,給他提供了無窮盡的創作題材,構成了《人間喜劇》中最精彩的篇章。

  以小說形式譜寫當代歷史

  巴爾扎克步入文壇的時候,適逢法國浪漫派向古典主義公開宣戰,浪漫主義運動進入高潮。巴爾扎克卻游離在浪漫主義運動之外,獨樹一幟,決心用筆來完成拿破侖未能用寶劍完成的偉業。在《人間喜劇》的總標題下,他用人物重復出現的手法,將90余部小說聯為一體,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羅萬象的社會風俗畫,使通常被視為供人消遣的小說具有了文獻價值。這種把文學作品系列化、整體化,以反映社會全貌的做法,是巴爾扎克的首創。

  在巴爾扎克決定以小說形式來譜寫當代歷史的時候,便已經立足于對整個社會的研究。與其說他是作為小說家來記述歷史,不如說他是以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眼光來寫小說。恰如恩格斯所說,巴爾扎克幾乎是用“編年史的方式”,逐年描繪出上升中的資產階級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他描寫資產階級如何發家(《歐也妮·葛朗臺》《紐沁根銀行》),貴族如何破產(《古物陳列室》),資產者的勢力如何深入到每一個城鎮、鄉村,在一切領域和貴族社會展開政治上、經濟上的較量(《老姑娘》《比哀蘭特》《圖爾的本堂神甫》),貴族的莊園經濟如何在資產階級的進逼下土崩瓦解(《農民》);他揭露資產階級政客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將沒收充公的貴族產業變成自己的私產,如何耍弄權術,在頻繁的政權更迭中使自己的權勢節節上升(《一樁神秘案件》),指出銀行家、雜貨商確實當上了貴族院議員(《邦斯舅舅》),貴族有時卻淪落到社會底層(《浪蕩王孫》);他記敘巴黎商業從個體商販、小業主到批發商的歷史進程及商業銀行、股份公司、證券交易的出現,披露心狠手辣的銀行家如何用倒賬清理的手段掠奪千家萬戶的財產(《紐沁根銀行》),敦厚的老派商人又如何在金融投機家的算計下被逼破產(《賽查·皮羅托盛衰記》);他考察資產階級的得勢如何導致整個社會風俗的改變,金錢如何成為“無人知曉的國王”、人們“命運的主宰”(《高布賽克》),文學藝術及一切精神產品如何淪為商品,青年一代在拜金主義新時尚的沖擊下又面臨何等嚴峻的人生選擇(《幻滅》《高老頭》);他列舉金銀珠寶下面隱藏的無數罪惡(《紅房子旅館》《禁治產》《夏倍上校》),刻畫人的貪欲會使遺產之爭達到何等窮兇極惡的地步(《攪水女人》《于絮爾·彌羅埃》《邦斯舅舅》)……

  作為風俗史家,巴爾扎克和真正的歷史學家的最大區別在于:歷史學家們關注的是歷史事件,巴爾扎克關注的則是人。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巴爾扎克對現實主義藝術的首要貢獻。他善于選擇富有特征意義的細節和語言來突出人物的身份與個性,通過人物的行動來強化該典型的心理特征。鮑賽昂夫人出身名門,舉手投足都有大家風范,即使滿心凄苦地向上流社會告別,也能面帶微笑,安詳從容。伏脫冷闖蕩江湖,一言一動都透著綠林氣派,《高老頭》中被捕一場,寫得有聲有色,從暴怒到冷靜,“仿佛一口鍋爐貯滿了足以翻江倒海的水汽,一眨眼之間被一滴冷水化得無影無蹤”,把這個苦役犯的精明干練、足智多謀,刻畫得超群絕倫。

  巴爾扎克從不臉譜化地處理人物形象,也從不按一個模式描寫同類人物。商人、律師、公證人也好,醫生、公務員、藝術家也好,這一個都不同于那一個,連吝嗇鬼都是各式各樣的:葛朗臺的聚財手段和高布賽克的不盡相同,里谷的吝嗇和葛朗臺的也大異其趣。葛朗臺把一切開支看成浪費,盡管是地方上的首富,過日子卻和當地的莊稼人一樣,喝的老是壞酒,吃的老是爛果子,連女仆拿儂去店里買一根白燭都會成為當地的新聞;里谷的慳吝卻只對付別人,自己則有一套獨特的講究與享受。拉斯蒂涅是《人間喜劇》中機靈善變、青云直上的典型,作者卻不是一開始就讓他以老奸巨猾的面目出現,而是讓他在《高老頭》中懷著外省青年的幾分童心登場,在巴黎社會中逐步完成他的蛻變。這樣的構思,不僅符合生活邏輯,也體現了作家的藝術匠心。別林斯基曾驚嘆巴爾扎克小說中的眾多人物、眾多個性竟沒有一個完全雷同。左拉曾欽佩地談到,在巴爾扎克那些生動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臘、羅馬的人物變得蒼白無力,渾身顫抖;中古的人物像玩具鉛兵般倒伏在地”。

  巴爾扎克在當代毫不過時

  將近兩個世紀過去了,巴爾扎克在法國仍然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就像歐洲古典畫派的大師們令其身后的畫家感到“絕望”一樣,巴爾扎克也讓小說家們苦惱,他們不得不設法另辟蹊徑。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羅伯-格里耶為代表的新小說派公開宣稱要與巴爾扎克決裂,他們干脆取消主題、情節、人物塑造、內心分析、情景描述及一切帶感情色彩的語言,其后的新新小說派甚至進而廢除了標點和段落。但新小說等流派熱鬧了一陣之后又銷聲匿跡。而70年代末法國《快報》的調查報告卻表明,即使是現代派藝術聲勢最盛的這個階段,在最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中,巴爾扎克仍然位居榜首。法國小說家、195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亞克(1885—1970)曾把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譽為歐洲小說的“兩大巔峰”,認為20世紀法國每出一本好小說,“首要的一點在于它比較像巴爾扎克的小說”。

  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傳統現實主義逐漸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所淹沒。加上美國向全球推行文化霸權主義,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都受到當代美國學界的冷落。不過,這絲毫無損于其在世界文學史上、在讀者心中的地位。

  巴爾扎克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法國作家之一,他小說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陸續被林紓、徐霞村、蔣懷青、盛成、高名凱、穆木天等前輩譯介到中國,民國時期中國就已出版巴爾扎克作品22種。但20世紀50年代后傅雷先生的譯本,才真正使中國讀者了解了巴爾扎克。1999年時值巴爾扎克誕辰200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30卷本《巴爾扎克全集》。該版本共計1200萬字,除傅雷先生所譯220萬字外,其他均為80年代以來的新譯,袁樹仁、張冠堯、王文融、陸秉慧、施康強、羅新璋、黃晉凱等法語文學翻譯界人士參與了這一巨制的翻譯或審校工作。20年后的今天,應廣大讀者的要求,《巴爾扎克全集》再次修訂出版,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法國作家誕辰220周年、逝世170周年。

  巴爾扎克的著作好比一座蘊藏豐富的礦山,無論是它的思想還是藝術都有待進一步開采,后人能從中獲得許多寶貴啟示。巴爾扎克對轉軌時期的社會理解得那么透徹,以至于所有處在轉軌階段的社會都能從他的作品中對應自身的影像。巴爾扎克對人類本性挖掘得如此深入,以至于他所寫的人間故事經常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不同國籍的人們重新演繹。事實上,將近兩個世紀過去了,高老頭還在溺愛子女,葛朗臺還在琢磨錢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拉斯蒂涅、呂西安等還在生存競爭中體驗成功的喜悅或失敗的悲哀,貝姨還在受著嫉妒心和報復心的煎熬,賽查·皮羅托還在破產中掙扎,戈迪薩爾還在口若懸河地推銷商品……這正是巴爾扎克毫不過時、至今仍被讀者喜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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