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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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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的一生:反抗荒誕走向重生

日期: 2020-01-21 13:15:15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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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4日,是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1913—1960)逝世60周年。加繆以描繪世界和生活荒誕的作品著稱于世,而他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生,更是對“荒誕”最生動的詮釋。

  加繆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祖上是來自法國阿爾薩斯的移民。他一方面捍衛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譴責法國政府的殖民戰爭;另一方面又站在法國的立場上反對穆斯林的恐怖主義活動,因此同時受到來自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抨擊。這種在兩個祖國之間進退維谷的處境,注定了加繆無法擺脫的痛苦命運。

  加繆的父親在孤兒院里長大,母親是從西班牙漂泊到非洲的女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父親應征入伍,在馬恩河戰役中受重傷后去世,兩年后加繆兄弟被確認為戰爭孤兒才得以上學讀書。家境的貧困使加繆從中學開始就打工掙錢、關心窮人, 22歲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阿爾及爾支部,積極組織劇團到各地為勞動者免費演出。但是他反對法共的民族沙文主義政策,與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因此兩年后就被開除出黨。

  加繆學習勤奮、成績優秀, 1933年考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但不幸的是染上了肺結核,從此終身為病魔所苦。1942年,加繆肺病復發赴法國療養,因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而滯留法國并開始文學創作。1943年4月,他與薩特和波伏瓦相識,哲學和戲劇等方面的共同愛好使他們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薩特和加繆都是出類拔萃的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參加過抵抗運動,后來還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本該志同道合,可是后來卻分道揚鑣。其實他們走的就是不同的人生道路,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加繆從未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作家。

  薩特為了宣揚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把世界描繪得緊張悲慘、憂郁黯淡,筆下的人物大多是精神病人、同性戀者或者叛徒惡棍,他們的境遇極為荒誕。他的第一部小說《惡心》(1938)可以看成是一個瘋子的日記:主人公羅岡丹在一個小城里無所事事,生活單調無聊透頂,以至于覺得在他眼里一切都亂七八糟、毫無意義,終于明白了存在本身就是荒謬。

  加繆的第一部小說《局外人》(1942),寫主人公莫爾索平靜地參加了母親的葬禮之后,因天氣炎熱去海灣游泳,遇見過去的女同事瑪麗,一起去看了一場喜劇片并共度良宵。后來應朋友的邀請到海灘去,無意中用朋友的手槍誤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莫爾索對一切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實際上是與世無爭,但法官們根據他在埋葬母親時沒有流淚還去尋歡作樂等事實,認定他沒有人性,是一個預謀殺人的罪人而處以死刑,使讀者從他身上認識到了世界的異化和人生的荒誕。加繆同年發表的《西西弗神話》,副標題就是《論荒誕》。西西弗不斷地把滾下的巨石重新推上山頂,他認識到自己命運的荒誕,用無休止的努力默默地進行反抗,用成功的希望支持著自己,因而從對荒誕的意識發展到了對荒誕的反抗,在痛苦之中成為荒誕的英雄。

  《鼠疫》(1947)描寫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奧蘭城里鼠疫流行、城門封鎖,市民們恐懼焦慮、逃避掙扎。醫生里厄在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搶救病人,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組成了志愿防疫隊,他們堅持戰斗了7個多月,有些人染上鼠疫死去了,但是他們最終獲得了勝利。奧蘭城象征著占領時期的法國,也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縮影。“鼠疫”具有暗指法西斯主義的寓意。里厄的命運不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集體的命運,他們對病人的搶救也不再是西西弗式的個人的反抗,而是集體的反抗。盡管小說的結尾是鼠疫桿菌可能會卷土重來,表現了人類處境的荒誕性,但是人畢竟戰勝了鼠疫,表明加繆對反法西斯斗爭的勝利充滿了信心,因此出版后大受歡迎。

  薩特的作品能使人們認識生活的荒誕,然而沉重得令人壓抑。加繆的作品卻在凝重中不失幽默,他認為盡管人生的荒誕性無法改變,但只把生活看成一場悲劇是錯誤的,徒然的焦慮沒有任何意義。人類有大地和母親,有夏日和大海,因而就有希望,關鍵在于要反抗荒誕。人渴望美好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愛情,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所以與《惡心》中無精打采的羅岡丹不同,《局外人》里的莫爾索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在戰后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薩特給人們指出了不左不右的第三條道路。他在政治立場和私生活方面特立獨行的態度,迎合了戰后青年一代憧憬,因而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得以廣為流傳、有口皆碑。薩特成名之后在國內外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領袖群倫,加繆則默默地從事現實斗爭,參加抵抗運動組織“北方解放運動”,主持地下的《戰斗報》的出版工作。他在1951年發表了論著《反抗者》,對從古至今形形色色的反抗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批評了蘇聯的社會現實,因而受到左翼集團的猛烈抨擊,導致了他與薩特的論戰和決裂。

  1957年,不慕虛名的加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這位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卻同時受到了來自左翼和右翼的抨擊,他從此保持沉默。1958年11月,他在普羅旺斯的小村莊盧爾馬蘭買了一棟房子,準備長期住在鄉下。1959年底,他邀請老朋友加里瑪全家到鄉村過元旦。1960年1月4日,加繆乘坐加里瑪的汽車返回巴黎。他不喜歡加里瑪開快車,曾說“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死于車禍更愚蠢的了”。不料一語成讖,在空無一人的寬闊大道上撞樹出了車禍,副駕駛座位上的加繆當場被甩出車窗身亡。這位終生描繪、研究和經歷荒誕的大師,最終以如此荒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禁令人感嘆他的命運是何等荒誕!

  法國作家身后的最高榮譽是進入先賢祠,至今里面只供奉著盧梭、伏爾泰、雨果、大仲馬、左拉和馬爾羅6位作家。2009年,法國總統薩科齊打算將加繆的遺骸移至先賢祠,但遭到加繆的兒子讓·加繆的反對,因為他知道這樣做違背了父親不圖虛名的本性,所以加繆的形象現在只是通過他女兒卡特琳娜編纂的《孤獨與團結:阿爾貝·加繆影像集》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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