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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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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觀念轉型中的新時期小說研究

日期: 2020-01-19 13:15:25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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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在宏觀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脈絡和走向時,新時期文學是十分值得重視、值得深入探討和剖析的階段。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宏大時代浪潮,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文學以面對世界的眼光,尋求更加廣闊的發展道路。世界范圍內的優秀文學成果和多元化的文藝思潮被全面引入中國,極大開拓了中國作家和研究者的視野,豐富了中國文學的藝術表現力,也拓展了文學思考世界、探索人性的廣度和深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及文學理論研究都迅速進入蓬勃發展期。在承繼五六十年代宏大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中國作家積極熱烈地從世界文學流派、作品中汲取養分,學習經驗。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時期文壇迅速突破短暫的迷茫期,開啟了由效仿、移植到突破、自立的多元化發展期。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新時期文學應和著當代中國社會的急遽變革,呈現出極為鮮明和突出的創新性特征。其中,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其消解一體化中心話語、顛覆單向度觀念局限的人文主義關懷的思想內涵,為中國作家和文學批評者、研究者提供了把握和表現世界的一種全新角度。作家和批評家對后現代主義思潮予以熱切關注的同時,也在創作、批評與研究實踐中進行了大量探索。進入新時代,在回顧中國當代文學迄今為止走過的70年極為豐富的發展歷程時,對于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辨析,客觀認識其得與失,具有文學史的參考意義和價值。王源的《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新時期小說》一書就是嘗試完成這樣一個任務的優秀學術成果。

  王源借鑒發生學、比較文學、話語分析、文化研究、創作心理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對當代中國不斷發生嬗變的社會文化語境、新時期小說創作進行立體交叉式的同步比對審視,探討新時期小說在接受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不斷進行自我調整的過程中的創作概況與實質特征,并在此基礎上觀照中國本土文化精神、文藝學及美學思想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取舍和改造。作者從積極性意義和負面性影響兩個方面著手,以富有學理性、思辨性的眼光全面審視后現代主義對中國新時期小說乃至新時期文學整體發展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著力探尋中國當代文學從新時期步入21世紀之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想、文學信念和文學話語體系的可能性方向和路徑。

  在《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新時期小說》一書中,王源以新時期小說中出現的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色彩的小說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一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的選定有著嚴謹的學理邏輯支撐。因為在新時期文學中,小說領域所收獲的創作成果最為豐富,出現了先鋒小說(或稱“實驗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新生代小說(或稱“晚生代小說”)等一系列引發廣泛關注、反響的創作潮流。同時,較其他文學體裁而言,新時期小說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發生的互動聯系更為全面和深入。由此可見,該著作的研究對象和范疇選定,既具有文學史特定階段的典型代表意義,又能夠保證研究的精準度和縱深度,避免了流于籠統泛化。

  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作者首先通過梳理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傳播,及中國的小說創作者、文學批評者、研究者對于后現代主義文學和文化思潮的接受、吸納、借鑒、融合,探討了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新時期小說觀念嬗變所產生的顯在或潛在影響。其次,作者全面剖析新時期小說對于“人”“社會”“歷史”“文化”“性別”等主題的折射呈現,并進一步爬梳分析了新時期小說在多個層面體現出的后現代主義藝術特征。在此基礎之上,作者嘗試開辟一個宏觀的理論分析視角,全方位深入剖析、總結新時期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小說值得肯定的價值,和存在的種種不容忽視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批判精神”。《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新時期小說》就理性反思了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給新時期小說創作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一味求“新”陷于形式主義、“審美泛化”導致的漠然姿態、“解構”之后卻有破無立,及過于泛濫的“非理性”傾向,等等。

  作者堅持實踐的、歷史的、辯證的、發展的觀點和研究立場,把對“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新時期小說”的問題研究提升到了宏觀性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路徑探討層面。在其看來,中國文學在20世紀經歷了本土文化傳統與西方外來文化不斷發生激烈碰撞、雜糅和融合的復雜過程。步入新時代后,中國文學要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宏大框架中,在借鑒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和生命力,堅持本土化、民族化、中國化的發展道路,不斷建構并完善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理性、文學精神、文學道德和文學理想,創作出全面折射時代精神、深切表達人性關懷、堅定追求真善美的永恒價值的優秀作品。這樣的闡述和論斷體現出作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觀為指導展開具有發展性、辯證性視角的學術研究,為學界探討相關問題提供了可值得借鑒的思路和觀點。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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